楔子
我叫陈建国，今年七十一了，是个地地道道的北京老头儿。说是北京人，其实在陕北那片黄土地上待的时间比在京城还长。如今住在大兴区一套老小区里，退休多年，平日里遛遛弯、浇浇花、逗逗孙子，日子过得平淡如水。可这人啊，一上了年纪，就总爱回忆过去的事儿，特别是那段在陕北插队的岁月，就像刻在骨头上的字，怎么也磨不掉。
要说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，就是玉兰。四十年了，那个名字压在我心底，从来没跟人提起过，连我老伴儿都不晓得，我也从没跟她说过半个字。不是不想说，是不敢说。一想起那些事儿，我这心里就跟刀割似的，难受得很。
可老天爷偏偏不让我安生。就在去年秋天，一通电话打过来，接起来那一瞬间，我这辈子积攒的眼泪，全涌上来了。
电话那头，一个苍老的女声，颤巍巍地问了一句：六哥，是你吗？
六哥。这个称呼，我只听一个人叫过。那是几十年前，在陕西那个山沟沟里，有个梳着大辫子的姑娘，总爱追着我说，六哥，你等等我，六哥，你别走了留下吧。
我的眼泪哗地就下来了，就像黄河决堤似的，止也止不住。老伴儿被我吓坏了，从厨房跑出来，端着锅铲问我咋了。我把锅铲从她手里拿下来，搂着她的肩膀说，没事，就是——就是听到了一个老熟人的声音。那一刻我心里翻江倒海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，就像打翻了五味瓶，酸甜苦辣咸全搅和在一起。
那个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，老伴儿早睡了，我披了件衣服跑到阳台上，望着外面稀稀拉拉的灯火，脑子里全是四十二年前的事儿。
那年我二十岁，正是年轻气盛、什么都不怕的年纪。
【一】
一九六八年冬天的事情，我到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。
那年我刚过十九岁的生日，街道办通知我去领下乡通知书。我记得那天北京的天灰蒙蒙的，冷风刮得像刀子似的往脸上割。我揣着那张薄薄的纸片回到家，往桌子上一拍，我爹看了看，叹了口气，啥也没说，默默地走进厨房，给我煮了一碗面。我娘坐在一旁直抹眼泪，嘴里不停地念叨，儿啊，到了那儿可得照顾好自己，别着凉了，别饿着。
我那会儿还不当回事，笑嘻嘻地说，娘，您别担心，我就当去旅游了，过几年就回来了。我娘哭得更厉害了，说我不知天高地厚。
其实我也不是不知道害怕，就是不想让家里人太担心。我上面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，都已经工作了，家里就剩我一个小的。从小就嘴甜，跟谁都处得来，邻里街坊都管我叫六子，后来到了队上，刘大叔他们一家也这么叫我，再后来玉兰也这么叫我。
出发那天，火车站上乱成了一锅粥。红旗红标语红袖章，到处都是红色的。锣鼓敲得震天响，扩音喇叭里反复播放着革命歌曲。家长们哭的哭喊的喊，把孩子往火车上推，那场面又喜庆又心酸，我到现在都忘不了。
我娘抱着我不肯撒手，最后还是我姐姐把她拉开了。我登上火车，隔着车窗玻璃，看见我娘站在站台上，用手绢捂着脸哭，我爹站在她身边，一只手扶着她的肩膀，另一只手微微抬着，像是在跟我告别，又像是不知道该说啥。那一瞬间我的眼眶一下子就湿了，赶紧转过身去，怕被人看见。
火车开了，晃晃悠悠地朝西边走。车厢里坐满了和我年纪差不多的年轻人，有说有笑的，也有闷头哭的。我还记得有个女生哭得特别凶，后来才知道，她身体一直不好，医生好几次开证明，但最终还是没能留下来。
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个瘦高个儿，戴着眼镜，一看就是个老实人。我俩聊了几句，才知道他叫赵国强，比我大一岁，也是六八届的，家住海淀。他问我，建国，你说咱们这是去干啥？我望着窗外飞速后退的白杨树，望着光秃秃的大地，望着头顶灰白色的天空，想了半天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，就摇摇头说，不知道。
火车走了两天一夜，一路晃晃悠悠，终于在延安站停了下来。在延安住了一晚，第二天一大早就转乘汽车，往更深的山沟里钻。那年月陕北的路可不像现在，哪儿有什么柏油马路哟，全是土路，车子开过去灰尘滚滚，颠得人五脏六腑都快错位了。我看着车窗外光秃秃的山梁，到处都是土黄色，偶尔能看见几棵歪脖子的枣树，上面挂着几颗干瘪的红枣，看着可怜巴巴的。我心想，这就是我们以后要待的地方了。
同行的知青里，有个叫刘建国（跟我同名不同姓）的，是西城区的，长得很结实，说话嗓门大，自来熟。他隔着座椅朝我喊，嘿，哥们儿，你这名字起得也真够凑合的，跟国家一个名字，你就偷着乐吧。我没理他，实在是晕车晕得厉害，胃里翻江倒海的，觉得把老娘煮的离别面都快要吐出来了。
到了米脂县王庄公社的时候，天都快黑了。老乡们在村口敲锣打鼓迎接我们，场面搞得挺热闹。鞭炮噼里啪啦一放，连空气里都有一股子火药味。公社派了几个生产队的队长来认领知青，按照花名册把人分到各个生产队去。我和另外五个人被分到了红旗四队，队长姓刘，四十多岁，黝黑的脸膛，笑起来露出一口黄牙。他用那双满是老茧的大手拍了拍我的肩膀，用带着浓重陕北口音的普通话说，后生，走，到家里吃饭去。
刘队长把我们领到他的家里。那是一排半山坡上的窑洞，院子不大，但收拾得干净利落。院子里种了几棵树，有枣树，也有槐树，都光秃秃的，但能看出来平常有人精心维护。我刚迈进院门，就闻到一股子炖肉的香味儿，肚子里咕噜咕噜地响了起来，那声音大得很，连我自己都有点尴尬。
他那口子的女人，也就是刘队长的爱人，大伙儿都管她叫刘婶。刘婶是个典型的陕北婆姨，身板结实，手脚麻利，嗓门大，爽朗得很，笑起来整面沟都能听见。她看见我们来了，端着一大盆热腾腾的羊肉烩面就出来了，招呼我们快坐下吃，说赶了几天的路，肚子里肯定没油水了。
我正要往桌边坐，余光扫到一个身影从窑洞里端着一摞碗出来。
是个姑娘，年纪看着和我差不多。那时候陕北农村的姑娘穿得都很朴素，粗布衣裳，脚上一双手纳的布鞋，但她的辫子特别好看，又黑又长，拖到腰际，在风里轻轻晃动着。她把碗放在桌上，转身回屋里，始终低着头，我们这帮人谁也没看清楚她长什么样儿。
但光是一个背影，就让人心里动了一下。
我使劲咬了一口烙饼，觉得自己肯定是饿晕了，出现幻觉了。
【二】
第二天一早，天还没亮，公鸡就开始打鸣了。那声音尖得很，跟针似的扎耳朵。我迷迷糊糊睁开眼，透过窑洞的小窗看见外面还灰蒙蒙的，但院子里已经有了动静。我侧耳听了听，是刘婶在灶房里哗啦哗啦地洗锅碗的声音，还有人在小声说话。
我搓了把脸，推门出去，冷风扑面而来，冻得我一个哆嗦。西北的冬天那是真冷，可不是北京那种干冷，是钻到骨头缝里去的冷，不戴手套耳朵鼻子都给你冻下来。我裹紧军绿色棉袄，走到院子里，看见刘队长正在牲口棚里喂驴，刘婶蹲在灶房门口，往土灶里一个劲地添柴火。灶上的大铁锅里咕嘟咕嘟冒着白烟，飘出来的香味儿把我肚子里那点儿馋虫全勾出来了。
我正要打招呼，一个人弯着腰从灶房里抱着一摞碗出来了。
就是昨天那个姑娘。
这回她没有像昨天那样低着头，大概是觉得都住在一个院子里了，也没啥好躲的了。她抬起头来，正好跟我的目光撞上。
陕北的清晨，天还蒙蒙亮，灶房里的火光照在她脸上，那一瞬间我看清楚了。
算不上特别漂亮，碎花布棉袄，头发编成一根油光黑亮的长辫子，一双大眼睛特别有神，像山里的清泉一样干净。她的脸被灶膛的火映得红扑扑的，显得格外精神。她的嘴唇微微抿着，起初有些害羞，但很快大大方方地朝我笑了笑，露出一排整齐的白牙。
哎呀，那笑容啊，我到死都忘不掉。
很淡很淡的一笑，跟早晨的露水似的，轻飘飘的，但特别真。
她笑着说，你起来啦，我去给你倒洗脸水，灶台上温着呢。
说完把碗在桌上放好，转身又进了灶房。
刘婶在旁边笑着说，那是我老汉的侄女，叫玉兰，从邻村过来帮忙的，你们叫她玉兰就好了。
我傻站在那里，好半天才回过神来，心里有种说不上来的感觉，就像有什么东西从心底钻了出来，痒痒的，又暖暖的。我使劲掐了自己一把，心想陈建国你这小子可真没出息，人家姑娘就冲你笑了笑，你就傻成这样，以后还怎么在这儿过日子。
可是，有些东西你越是压制它，它反而越是挣扎着要冒出来。
那时候的知青生活，说苦也真是苦。
队上把我们六个人安排在两孔窑洞里，三男三女，男女分开住。窑洞是用土垒的，中间掏空那种，外面看着结实，里面冬暖夏凉，说是冬暖，冬天那北风顺着门缝往里钻，还是冷得要命，我晚上冻得缩成一团了都。后来队里给我们想办法，发了一些旧被褥，裹上还是冷得要命——那种湿漉漉的冷，连感觉都是一股潮气，盖了三四床被子都还觉得寒气逼人。
吃的就更别提了，一天两顿饭，早上是玉米糊糊和黑窝头，晚上是玉米糊糊和黑窝头，偶尔掺点儿高粱面，硬得能咯掉牙。菜顿顿是萝卜白菜，一锅炖，放几粒盐，连油星子都见不着几个。刚到那会儿，我吃不惯，嚼窝头嚼得脑仁疼，好几天没法子，后来饿得实在受不了了，才硬往下咽。
刘婶隔三差五就让我到她家吃饭，每次我去，她总是把家里为数不多的白面拿出来，蒸一锅白面馒头，再炒俩鸡蛋，塞给我吃，她自己就坐在一旁看着我吃，一个劲儿地笑，嘴上说，城里娃娃金贵，吃这个能吃惯不。我心里明白，她家也不富裕，自己都舍不得吃。有好几回，我看见玉兰啃着黑窝头，咸菜疙瘩咬得咯吱响，但桌上给我摆的却是发面饼子，剥了皮的鸡蛋。我鼻子发酸，把鸡蛋夹给玉兰，她偏不接，笑着说她跟她婶婶都不肯吃。
说到底，那时候心里最过不去的坎，还是想家。
白天干活累，夜里闲下来，想家想得受不了。我大哥、二哥，还有姐姐都在北京，我老三，还没对象。我以前在北京从没觉得北京有多好，到陕北以后才晓得，北京就是家。
最难熬的头一个冬天，差不多是十一月以后，天冷得出奇，农活也少，我们就缩在知青窑洞里，拉张破毯子靠在一起取暖。说来说去都是家里的事儿，聊着聊着有人就开始抹眼泪。那时候能收到家书，真是天底下最开心的事。我娘托人捎信来，说她在家给我纳好了棉鞋，等开春了托人捎过来。我拿着信，读了一遍又一遍，读到最后一个字，眼泪啪嗒一声砸在信纸上，洇出一团模糊。
有一天傍晚，我又钻到刘婶家蹭饭，玉兰递了一碗糊糊给我，突然问我，你还想家吗？
这是什么话呢，哪个下乡知青不想家。
但我不想在她面前说实话，我怕她笑话我。一个小伙子想家？像话吗！
话到嘴边又咽下去，最后只说，不想。你们陕北挺好的，比北京好多了，不挤，不吵，空气好。
玉兰眨巴眨巴眼睛看着我，也没继续追问，只是抿嘴笑了一笑。
这事儿本来到这儿就算过去了。
我这是硬搭手才享现成福，心里挺不舒服的。
有一天，刘队长说开春以后要种地了，你们这些知青，跟着队里一块儿干活。我们第一天被派到田里犁地、播种，那个苦啊，我真吃不消了。
四队的地里，土层不厚，下面全是石头。风吹过地头，黄土坡上干活的日子真是遭罪。赶上夏天，连一件像样的衣裳都穿不牢，黏糊糊的汗水一把一把地淌。我第一天犁地，犁耙就把我的脚背划了一道口子，皮开肉绽的，血咕噜咕噜往外渗。
玉兰恰好跟在我后边拴苗，见我蹲下来不动弹，一眼就看见血了。她二话不说把头顶上那顶草帽拿下来，让我坐稳。她从自己的裤腰带上拽下来一块旧布，就地在地头的刺儿棵子里找了把草，我还没搞清楚咋回事，她就把那草嚼了，一口唾沫糊在我伤口上贴住了。她又从自己裤腿角撕下来一条干净的布条，绕着给我一缠一扎，麻利得很。
整个过程，她一声不吭，专注得像一个大夫给病人缝伤口。
我看着她的侧脸，头顶上的阳光照在她有些泛红的脸颊上，看到一缕黑头发从草帽底下垂下来，心里又是一动。
她又笑了，笑得眼睛弯弯的，跟月牙儿一样，说，六哥，你咋看着我傻笑？
六哥这个称呼，就是从那时候来的。
陕北那边对人亲，爱给人起外号，六哥是因为我年轻，又有点本事——其实一点本事都没有，就是认几个字，算是点文化。
但自打那天起，她管我叫六哥，我就爽快地答应着，嘴上应着，心里甜着，嘴上不说，但美得不行，像喝了蜜。
【三】
一九六九年的春天，正是天旱，陕北雨水年年少，黄土地硬邦邦的，犁都犁不开。听老乡讲，头一年冬天雪少，开春后就干得邪乎。
刘队长带着我们犁地、刨坑、钻地拨垄。红胶泥像铁板似的，一锹下去，砸出火星，虎口震得生疼。俺那会儿十七岁，虽然比城里一般娃娃长得结实点，但哪儿干过这样的活，头一天硬撑着，扛了一天锄头，夜里躺下，腰板通直，手指肿得弯不回来。
说起来还是玉兰心疼我。
她老跟在我后边递水、递干粮，我刨一个坑，她跟在屁股后面，往坑里撒种子、填土。每次我出汗了，她会变戏法似的掏出一条被水浸过的毛巾递给我擦汗。
有一次我偷偷摸摸回头看她，她正蹲在我身后把土按结实。见我看她，就是摇头，嘴一撇朝我笑。我总感觉自己跟个大老爷似的，她是服侍我的小丫鬟。
一来二去，知青们都看出来点眉目了。赵国强拿肩膀抗我，嘿嘿笑说，建国，你跟那姑娘有意思吧？我推他一把，说少胡说八道，人家是贫下中农的闺女。但嘴上虽然这样讲，心里却美滋滋的，甚至还有一点贪心：每天晚上歇工以后，我都特别盼望再次听到玉兰叫我的那一声“六哥”。
六月天里，农忙双抢，地里的麦子黄灿灿的，一眼望不到边。队长派人赶着驴把麦子往村里拉，我们就在架子车上高举麦个子，一拧一捆，往场上堆。
那段时间累得人整个脱了形，玉兰总站在我架子车的尾版上，把成捆成捆的麦个子撂给我，她力气大得惊人，一个人扛得动一整垛。我心疼她，让她悠着点，她就说，我从小在庄稼地里长大的，你好好看着前路，别的不用管。
那会儿我的身体因为水土不服，加上严重偏食，有一阵浑身发软，吃点玉米糊糊就下去，夜里出虚汗都快把被子溻透了。刘婶看我这样，着急得很，在灶房煮了红枣小米粥给我喝，又偷偷往粥里磕一个鸡蛋，用勺子搅得不见影才端过来。
玉兰那段时间看着我干着急，也不多话。过了两天，她和刘婶不知道从哪儿找了几个白萝卜来，生了泥，用刀切成大块，搁在锅里咕嘟咕嘟地炖，不放肉，不放盐，就那么炖着了。把萝卜焖得烂烂的，盛一碗，逼我喝下去。说萝卜是去灾的。
我这个人的胃也是怪，那稀噜噜的东西喝下去，过了几天还真不那么难受了。
从那以后，我打心底觉得，这里就是我的家了。
那年秋天的傍晚，又一场麦收刚刚完。
我把院里一大捆柴劈完，把斧头收进窝棚里，正想蹲下来洗把脸。玉兰拿着一块崭新的毛巾，从树影底下走过来，递给我，脸忽然红了。
陕北的女人，跟城里姑娘不一样，什么事都捂在心里，不会跟人虚头巴脑地客套，但那份好，沉甸甸的，有温度。
她脸红了好一会儿，才吞吞吐吐地跟我开腔：“六哥，毛巾是我用……工分换的。”她声音细得像蚊子叫，脚尖在地上捣个不停。
我接过来，攥在手心里，那毛巾的味道，是陕北洋芋干饭的热气，是黄土坡顶的风，是她的味道。
“玉兰，”我说，声音挺轻，“你在咱知青井边上认识的人不少，为啥偏偏对我最好？”
她被我这一句问得垂下头，过了半晌，又抬起头来，仰头望望满天碎金似的星星，抿抿嘴唇，鼓了好大勇气才说：“我……我见过你们北京的照片，想跟你看一看你的家……”
“那当然成啊。”我应得很顺溜，可随即就有点发窘了，我家里只有几张掉色的全家福，拿得出手的东西实在不多。但我没跟她提这些。
她又说：“你就是我亲哥。”
就那个“亲哥”两个字，她说得又脆又响。
我愣在那里，半天没回神。我说不上那是什么滋味，好像有点失落，又好像更心安了。
我不确定玉兰当时是怎么个心思，也许她根本没有多想，只是认准了我是个实诚人，把我当靠山。但我的心，却真真切切地，在陕北的月亮底下，朝着她的方向靠了过去。
十一月下了一场大雪，我琢磨着玉兰那双手，整天在地里挖冻土、捡棉桃，肯定裂开了。
我跟国强借钱，又从他那一堆杂七杂八的信封里翻到一张旧货票，到王庄供销社买了一瓶蛤蜊油。我跑去找玉兰，像做贼似的往她手心里塞。
她攥着那个小瓶子，眼睛一下子就湿了，说，六哥，你花那个钱干啥呀，我手糙，擦那个也用不了。
但是她嘴上那么说，当天下午手就偷偷地抹了油，没抹匀，指头肚亮汪汪的，像一只含着热气的玉。
我觉得她好看。
真好看。
【四】
一九七零年的夏天，我在梯田上朝她看她。
那一天太阳很大，晒得人睁不开眼，热浪一浪一浪地扑过来。空气里都是麦秸秆和泥土的味道。玉兰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布衫，袖子卷到胳膊肘以上，露出结实的小臂，黑得很健康。她一边擦着额头的汗，一边弯下腰去捡地上的麦穗。满头黑发被汗水打湿了，贴在脖子上，一根一根的，像刚下过雨的样子。
我们的目光碰到了一起。她咬咬嘴唇，噗嗤一下笑了，那个笑容啊，比树荫底下的凉水还透心。
晚上知青点的窑洞里，我们几个人都累了，扯着闲篇。赵国强忽然来了一句，建国，你到底是咋想的？
我说什么咋想的。
他促狭地朝窗外努努嘴，说还能是咋想的，六哥啊六哥，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，你要是真有心，就别耽误人家姑娘了。
我没接碴，翻个身假装睡了。
可那晚上我确实没睡踏实。
我在想：我陈建国算什么东西？一无所有，连张铺盖卷都不是自个儿的。可我那晚上翻来覆去又想，我这一辈子能遇到像玉兰这样的姑娘是几辈子修来的福分，我不能辜负了她对我这么好。
那些日子里，我开始留心观察她。她说话的声音，她走路的样子，她笑起来苹果似的小脸蛋，她天不亮就起来扫地、生火、做饭，忙里忙外，一刻不停。她不管多累，都不抱怨。她那双眼睛，干净的像一洼水。
我就这么看着她，一天天地，心里的念头越来越明朗，越来越坚决。
三伏天的一个晌午，我们在磨房歇晌，知青们全累得横七竖八睡了一片。我蹑手蹑脚出来，看见刘婶坐在院门口的大槐树下纳鞋底，玉兰在她身边择芸豆。她俩嘀嘀咕咕在唠什么，我隔得远，没听很清楚，只听见玉兰咯咯的阵笑，笑得像风铃，清脆得很。
看见我，她脸微微泛红，站起来，说六哥，你咋不睡觉去？
我说睡不着，出来透透气。
刘婶从眼镜框上面瞟了我一眼，又看看玉兰，露出那种洞晓一切的笑，说，行，你们年轻人说话，我老了，不跟你们掺和了，纳鞋底去。说罢起身就进了灶房，留下我和玉兰两人在槐树下，面对面站着，中间隔着一条长长的影子。
沉默了一会儿，我开腔了。
“玉兰，”我说，“你们村里跟你们长得相像的姑娘，我一个也没见过。”
玉兰没抖包袱，只管择豆角，但脖颈微微红起来：“六哥，你说啥怪话呢。”
“我说的是心里话，”我蹲下来，一屁股坐到她对面的石墩上，跟她面对面，“你对我是真心的好，我陈建国全记在心里了。我一天到晚干活，干活，干活，给你添了不少麻烦……但我心里其实高兴得很。”
她手里的芸豆角“啪”地断了，攥着一把碎豆子，不再择了，发髻朝着我，一双大眼睛清亮亮的，望着我，像夜色之中悬着的那枚白月亮。
“我考考你，”我说，“有个字，三横一竖，你说念啥？”
玉兰咬着嘴唇，顿了半天才试探着说：“王？”
“不对，念玉，”我说，“你的玉。”
她的身体轻颤了一下，攥着碎豆子的手指松了，豆子骨碌碌地从她指缝间滚落，洒了一地。
那一瞬间，世界似乎都静止了，只有风呼呼地吹，吹得槐树叶子沙沙作响。
她低下头，把碎豆子一颗一颗捡起来，小心地放回笸箩里，声音轻得像风：“六哥，你……是不是……”
“是，”我说，“我喜欢你。”
这大概是我这辈子，说过最大胆的一句话。
玉兰愣了好久好久。她把笸箩搁在地上，站起来，转过身去，面对着槐树粗壮的树干，一动不动。过了好一会，才回过身来，眼眶红红的，鼻尖也红红的，像六月的桃子。她咬了咬嘴唇，扑哧一声哭了，又笑了，又哭又笑，说不出是高兴还是难为情。
我在她哭哭笑笑之间看见了人间最朴素最本真的东西——那颗滚烫的、毫不掩饰的、年轻的心。
她含着眼泪点了点头，伸手抹了一把，笑了。
从那以后，我们就算定下了。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，没有花前月下的浪漫，就是两颗年轻的心，在黄土地上找到了彼此，依偎在一起。
可这事儿哪能瞒得住人啊。
刘婶第一个看出来了，整天乐呵呵地看着我们，跟刘队长咬着耳朵嘀咕。刘队长抽着旱烟，皱着眉头看了我好几眼，啥也没说。但那眼神里，有担心，有犹豫，也有不忍。
后来听玉兰说，她就直接跟刘队长和刘婶挑明了。她说她要嫁我，这辈子就认准我了。刘队长把烟锅子往石桌上一磕，闷声闷气地说了一句：知青是指标下来的，迟早要回城里去，你可想好了，别到时候人家一走了之，你哭都没地方哭。
玉兰咬着嘴唇，低着眉没吭声。
那句话还是传到了我的耳朵里。我在磨房里来来回回走了好几趟，心里堵得慌。
迟早要回城里去。
这几个字，像一块大石头，重重地砸在我的心上。
我承认，我动摇过。不光我动摇，其他知青明里暗里敲打我。赵国强就直截了当地跟我说过，建国，咱们这批知青，总有一天要回去的，你要是跟农村姑娘搞对象，到时候怎么办？带着走？可能吗？你不走？你家里同意吗？你想好了再来。
我无言以对。
那段日子，我心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，白天干活没心思，晚上睡觉翻来覆去，脑子里全是这些事儿，怎么也想不明白。
玉兰就像能感觉到我的心思一样，那段时间她对我更好了，比以前还好。她总是变着法儿地给我做好吃的东西。有一回，她不知从哪儿弄来一小块红糖，化在水里，给我冲了一碗糖水，端到我手里的时候说，六哥，你心事重吧，喝口甜水，心里就敞亮了。
我接过来，喝了一口，糖水从嗓子眼一路流下去，甜得很，眼眶却突然湿了。
我说玉兰，你咋对我这么好。
她看着我，认真地说，因为你是我的六哥。
【五】
一九七一年的秋天，陕北的雨水比往年多了些，地里的庄稼长势不错，大伙儿脸上都带着笑。
那是九月的一个傍晚，公社的喇叭突然响了起来，说是有几个招工名额分到了咱们公社，是延安城里的工厂，机械厂、纺织厂、发电厂，都有名额，让各生产队推荐。
消息传到红旗四队的时候，知青点瞬间炸开了锅。大家都在议论，谁去谁不去，怎么推荐，怎么争取。那天晚上，赵国强把我拽到僻静处，压低声音跟我说，建国，我已经跟队长打听过了，咱们队有文化、能写会算的没几个，你肯定能上，你得去争取啊。
我没吭声，心里其实翻江倒海。
去，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我能离开这个山沟沟，进城当工人，拿工资，吃商品粮，以后还有可能回北京。不去，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我可能一辈子就扎根在这黄土地上了，跟玉兰结婚，生儿育女，当一辈子庄稼人。
说不动心是假的。哪个知青不想回城？那几年在农村吃了那么多苦，不就是为了有一天能有个出路吗？
可回了城，玉兰怎么办？
那天玉兰帮我洗被子，把被里被面拆下来，泡在木盆里揉，手上搓得通红。我蹲在边上看着，嗫嚅着开了口：“玉兰，公社有……有招工的名额了。”
她手上搓被子的动作顿了一下，没抬头，过了一会儿才说：“好事啊，你是该有出息的人。”
“那咱们……”
“咱们的事以后再说，”她抬起头来，眼眶通红，但愣是把眼泪憋回去了，“你先把机会抓住，别的别想。”
那天晚上玉兰悄悄出去，蹲在窑洞后面哭了。我不知道她去哭了，是刘婶晚上偷偷跟我说的，她说六子啊，玉兰是个好娃，你要对得起她啊。
我一整晚没睡着，翻来覆去，脑子里像有两个人在打架。一个说，陈建国你要对得起玉兰，她对你那么好，你不能辜负她。另一个说，陈建国你要对得起自己，这是你一辈子的大事，错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。
天快亮的时候，我做了一个决定。
第二天我去找刘队长，又去知青办把我自己的名额坚决让出去，让给其他更适合的人。
刘队长抽着旱烟看了我半天，把烟灰往地上一磕，闷声闷气地说，后生，你可想清楚了。
我说想清楚了，队长，我要留下来。
这话一出去，知青点炸了锅。赵国强把我拉到一边，瞪着眼睛说，你疯了！你是不是真打算在农村待一辈子？为了个农村姑娘把自己的前途都搭上？
我没跟他争，心里酸溜溜的，转头就想走。赵国强一把拽住我，声音都变了调，说你好好想想，你爹妈还在北京等着你呢，你娘身体不好你不知道？
我娘身体不好，这事儿我一直挂在心里。我娘有心脏病，常年吃药，我离开北京的时候，她刚住过一次院。收到家书的时候，姐姐在信里提过，娘最近又犯了病，但是不让我担心，说没大事。
一想到我娘，我的心就像被什么东西揪着，生疼。
我站在知青点的院子里，望着远处光秃秃的山梁，黄土被风吹得迷了眼，风里带了湿意，天灰蒙蒙的，像要下雨，但又下不下来。
那份招工表，我填了一半，放下来，又拿起来，又放下来。
最后还是玉兰替我做的选择。
那天傍晚，玉兰到我屋子里来，看见桌上摊着的招工表，什么都没说，安安静静地坐下来，把表上该写的地方帮我填好了，然后，整整齐齐地叠好，塞到我的衣兜里。
我拉住她的手：“你干啥？”
她说：“六哥，你走吧，不要为了我把前程耽误了。”
我的手在抖，眼睛一下子就红了：“我走了你咋办？”
“我等你。”她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声音很平静，就像在说今天吃了什么一样平常，“你回城了，安排好了，再来接我，我等得起。”
我鼻子一酸，再也忍不住了，眼泪扑簌簌往下掉。我一辈子都没在人前掉过这么多眼泪。我一把把她揽过来，搂得紧紧的，像要揉进骨头里。她也哭了，眼泪滚烫滚烫的，烫得我心都碎了。
那天晚上月亮特别圆，挂在山梁上，像一个银盘子。我们就在那棵老槐树下，月光把我们的影子拉得老长。我们说了很多很多话，说以后的日子，说北京的胡同，说大栅栏的小吃，说故宫的角楼。我说等我安顿好了，第一件事就是回陕北来接你，让你看看我的北京城那是啥样。
她靠着我的肩膀，轻轻地说，六哥，你说话算数吗？
我说，算数，我陈建国说话一定算数。
我不知道的是，有些话，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，却要用一辈子去还。
【六】
一九七一年十一月，我离开红旗四队的那天早晨，陕北下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。
雪花不大，细细碎碎的，像盐粒子似的，飘飘洒洒地落下来，落在土路上，落在枣树上，落在屋檐上。远处的山梁白了，近处的屋顶也白了，整个世界一下子就安静下来，白茫茫的，像铺了一层薄薄的棉絮。
我背着铺盖卷，站在刘队长家的院子里，看着这个住了三年的地方。那孔窑洞、那座灶房、那棵老槐树、还有院子里堆着的柴垛、挂在墙上的扁担、靠在墙角的锄头，每一样东西我都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，看一眼，心里就疼一下。
刘婶从灶房里端出来一摞烙饼，用干净的布包好，塞到我的背包里。她的眼眶红红的，说路上饿了就吃，别省着。我接过烙饼的时候，看见她的手，那双在地里刨了半辈子食的手，粗糙得像老树皮一样，指节粗大，布满裂纹，满满的全是岁月的痕迹。
我鼻子一酸，叫了一声“婶”。
刘婶别过脸去，用袖口擦了一把眼睛，声音哑哑的说，路上注意安全，到了城里别惦记我们，好好工作，好好过日子。
刘队长站在一旁，叼着旱烟锅子不说话，就那么站着，像一座沉默的山。他抽了好几口烟，把烟灰磕掉，闷声闷气地说了一句，去了好好干，别给红旗四队丢人。
我使劲点了点头，喉咙里像堵了什么东西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
玉兰一直在灶房里，没出来。
我等了好一会儿，刘婶进去催了好几次，她都不肯出来。我知道她是不敢出来，怕自己哭，怕自己一哭就舍不得我走了。
我犹豫了一下，推门进了灶房。
玉兰蹲在灶台后面，把脸埋进膝盖里，肩膀一耸一耸的，无声地哭着。灶膛里的火苗映着窑洞的墙壁，映着她的大辫子，映着她的碎花布衣裳，那一幕，我到现在都忘不了。
我到她身边蹲下来，把她的手掰开，往她手心里放了一样东西。
那是我花了三天的功夫，在一块木头疙瘩上刻的一个歪七扭八的“兰”字。木头是我从村口的枣树上捡的，砍下来打磨的。字刻得歪歪的，不太像样，但那是我的心意。
“等我回来，”我说，“我一定会回来接你。”
她紧紧攥着那块木头疙瘩，抬起头看着我，眼泪汪汪的。她咬着嘴唇，嘴唇都咬白了，使劲不让自己哭出声来，可眼泪还是不争气地往下掉，一颗一颗的，砸在我的手背上，烫烫的。
她使劲点了点头，嘴唇翕动着，想说什么，又说不出来。最后她用袖子狠狠擦了一把脸，把眼泪擦得干干净净，然后抬起头来，笑了，笑得比哭还难看，说，六哥，你走吧，别回头。
我站起来，转身出了灶房。门帘在身后垂下来。
我在院子里又站了一会儿，什么也没说，把背包往肩上一扛，大步流星地往外走。脚下是松软的雪，踩上去咯吱咯吱的，雪越下越大，白茫茫的。
我走到院门口的时候，忍不住回了一下头。透过灶房的木棂窗户，我看见玉兰站在窗户后面，一只手扶着窗框，另一只手举着我刻的那块木头疙瘩，贴在胸口上，眼睛红红的，使劲望着我。
我的心像被什么狠狠揪了一下，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。
我咬紧牙关，扭过头去，一头扎进漫天的大雪里。
那个背影，我不敢再看了，再看，就走不了了。
【七】
延安的工厂，跟我想的不太一样。
起初分到的是纺织厂，苦力活儿，跟农村差不多——运输、搬运原料、扛包，全是累活，腰酸背痛。头一个月我累掉一层皮，躺在硬板床上一动不想动，脑子里翻来覆去还是玉兰的模样，想起她蹲在灶台后哭的样子，一夜睡不着。
写信？别提了。
我第一个晚上，找了一张白纸，一支钢笔，坐在灯光底下写了两个小时，通篇翻来覆去就是那几句：玉兰你还好吗，我挺好的，厂里发了一个月三十八块钱生活费，我还剩了五块呢，你别惦记。最后一笔画上一个句号，折叠成一个方方正正的包，按照玉兰给我塞的纸条上的地址寄出去。
可回信迟迟不来。
等了一周，两周，一个小半月，我想也许是路途太远，也许是邮递员太忙，又写了一封信，这一次写得长一些，问她姐弟的状况，说说厂里新来的同事，讲讲延安城的大街小巷。写得情深意长，写得我都不好意思再看第二遍。
可还是石沉大海。
我心里翻来覆去地想，急得挠墙。我想请假回米脂看看，车间主任问了一句“你是农村户口吗”，我愣了。
不是了。自从招工进城，我的户口就迁到了厂里，迁到了延安。我爹妈来信叮嘱我，说六子，你可得好好干，咱们全家就盼着你在城里站住脚了。我妹妹在信里写道：三哥，爸爸耳朵越来越背，你寄来二百块钱给他买了助听器，他说听见我的声音了。
可我心里始终挂着那个山沟沟。玉兰在炕头上没了我，是不是也像我一样躺在床上睡不着觉？
我实在忍不住，趁周末去了一趟邮局，打了长途电话。打到公社，电话转到大队，大队广播了喇叭，玉兰一个人走了二十里的山路来接电话。
她终于听见我的声音了，电话那端静了好久好久，她才开口，声音像是从千里之外飘来的，轻得像一片树叶：“六哥，你别回来了，好好在城里过日子吧。”
这话把我弄糊涂了。我东一句西一句地追问，她只是不咸不淡地说，我挺好的，姐弟都好，婶也好。接着电话突然断线了，我还没反应过来，耳畔只剩下嗡嗡的忙音。
我握住话筒，在冰凉的公用电话亭里站了好久，把剩下的几枚硬币全投进去，再拨那个号码，再也接不通了。
我把这件事埋在心里，不敢再多想，可越不想，那块疙瘩就在心里扎得越痛。一到夜深人静、工友们都睡熟了的时候，我躺在宿舍的铁架床上，睁着眼睛瞪着天花板，脑子里全是玉兰蹲在灶房哭的模样。
一九七三年的冬天，我回了一趟北京探亲。
在火车上，我望着窗外倒退的黄土地、白杨树和电线杆子，心里一直在纠结一件事情：延安的工作不算好，可我要是回陕北了，怎么办？厂里的同事大哥对我说，你是正式工，有编制，你别冲动，这是多少人抢都抢不来的铁饭碗。另一个同事大姐告诉我：你得趁着年轻再考个夜校，拿个文凭，往后才能出人头地。
说白了，所有人都想把我往城里拉。
回到北京那个星期天，我爹坐在家里听我讲陕北的事，一言不发，只是一口接一口地喝闷茶。我娘颤颤巍巍站起身，在柜子里翻出一双棉鞋，递到我手边：“六子，这是你离家那年我做的，可算给你了。”
棉鞋沉甸甸的，棉花续得又厚又匀，鞋底纳得针脚密密的，跟纳鞋底的老鼠纹路一模一样。我的眼泪哒哒滴在鞋面上。
我酝酿了好几夜，临行前还是跟娘说了玉兰的事。我说，“娘，我在陕北的时候，有个姑娘对我特别好，叫玉兰。”
我娘愣了一下，问，“你喜欢她？”
“是。”
“她还等着你呢？”
“是。”
我娘半天没言语，低着头，把我带的包袱翻来覆去地重新打包，脸上什么表情也看不出来。过了很久，她把包袱的扣子系好了，才慢慢抬起头来，望着我，轻声说了一句：“六子，咱们陈家往上数三辈，都是庄稼人，你爹吃糠咽菜把你供出来，就是为了让你在城里站住脚。你要是娶个农村姑娘，先不说户口问题，往后的日子怎么过，你想过没有？你们吃什么，喝什么，孩子怎么养，你想过没有？”
我想说，想过，什么都想过，不在乎。
但我娘又说了一句：“六子，不是娘狠心，是娘这一辈子知道你爹吃了什么苦。”
我望着娘那双浑浊的眼睛，那双拉扯大我们兄弟几个、满是沧桑的眼睛，喉咙堵得结结实实的，什么话也说不出来。
回到延安后，我继续在厂里上班，白天机器轰隆隆的响着，我手里忙着活儿，脑子里却总是不由自主地浮现出玉兰的面庞。可每当我想起娘的那番话，就像一头扎进了冰窖里，又冷又疼，心里七上八下的，不知道该往哪条路走。
一九七四年，知青返城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四处传。厂里有几个工友也是知青出身，纷纷开始办手续，想办法往回折腾。我也心动了，私下里给北京的家里写了封信，想探探路。
我姐回信给我说：建国，你要回北京，家里没别的路子，你要是有本事自己考学出来也行。家里能做的有限，你在延安的工作一定要稳住，千万不要回去两头不着落。
我攥着那张薄薄的信纸看了很久。姐说的对，时代变了，日子还得一天一天过，要是把工作丢了，两手空空回到北京，我怎么活？玉兰怎么活？
我最终没跟玉兰见上一面，却把写好的信收在枕头下，一封也没有寄出去。
【八】
秋天的时候，厂里来了一批北京知青子女参军转业的同事，有几个跟我很要好。其中有个叫吴淑芬的姑娘，裁缝出身，心灵手巧，比我小两岁，性格开朗，爱笑，笑起来特别好听，像泉水叮咚响。我们俩因为是一个车间的，天天在一起，渐渐的熟悉起来，后来发展成了一种更深厚的感情。
一开始我甚至不愿意承认这一点，我觉得自己会永远记得玉兰，记得她的笑容，记得她叫我六哥时那清脆的声音。可是日子久了，孤单久了，那种被人关心、被人需要的感觉，慢慢渗透了我坚硬的铠甲，把我这些年筑起的防线一点一点的瓦解了。
淑芬是个好姑娘，勤快、心善、会过日子，对人实诚，待人接物落落大方。她不嫌我是外地的，不嫌我穷，不嫌我没本事，就认准了我这个人。她爹是厂里的老工人，母亲是居委会的主任，家庭条件比我家阔绰多了。
可我心里始终有道坎儿，我放不下。
玉兰的名字像一把枷锁，锁着我的喉咙，我不敢跟任何人提起来，包括淑芬。
直到厂里有一次组织去北京培训的一周时间，我从北京回来，淑芬到车站接我。
她穿了一件新做的碎花裙子，在人群里踮着脚尖张望，看见我了，立刻笑了，笑得像个孩子，说建国，你可算回来了，我给你留了饭——你最喜欢吃的小米粥，还烙了好几张饼子，要是不趁热吃就凉了。
那顿饭我吃得哽咽几回。
我在那一刻模模糊糊地意识到，我不是一个忠心不二的情种，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，一个需要被爱的懦弱的人。
一九七六年春节，厂里放假，淑芬家请我去吃饭，一大家子人围坐在一起，热热闹闹地过大年。她母亲拉着我的手絮絮叨叨说了很多，话里话外就是催我们早点把事定下来，趁着年轻赶紧成家，以后也好互相有个照应。
我看着淑芬在厨房里忙忙活活的样子，看着她系着围裙利利索索地切菜炒菜，看着她时不时地回过头来朝我笑一下，心里头那堵墙，突然就塌了。
七六年秋天，我跟淑芬结了婚。
婚礼就在厂里办的，同事们都来了，送了脸盆、暖瓶、铁路毛巾被，工人们凑份子摆了一大桌子菜。淑芬穿着大红衣服，坐在我旁边，我妈笑得合不拢嘴，我爹喝了二两酒，破例说了句，“六子，你终于安顿下来了。”
安顿下来了吗？也许安顿了。
洞房花烛那一夜，淑芬倚在床头，忽然问我，建国，你以前有没有谈过朋友？
我张了张嘴想说没有，但又觉得说没有太假了。我犹豫了一下，说有一个，在北京谈的，老早就分了。就这么搪塞过去了。
我用袖子遮住脸，潦草地让那段往事不了了之。
但我永远不会原谅自己。在无数个夜深人静的夜里，我还是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陕北，想起那个冰雪天、那个旧窑洞、那块刻着歪歪扭扭字的木头疙瘩，想起玉兰最后咬紧嘴唇跟我说“你走吧别回头”的样子。
泪水无声无息地浸湿枕头。
我总在心里默默念一句：玉兰，我对不起你。
【九】
一九七八年，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，知青大规模返城的政策也陆续松动了。厂里来了一批新的年轻人，朝气蓬勃，活力四射。
也就在那一年，淑芬怀孕了。
我们省吃俭用攒了几个月，她怀胎十月，最后我们生了一个虎头虎脑的大小子，把他抱在怀里的时候，我心里那股子柔软劲就别提了。我给我妈打电话，电话里我娘哭得说不出话，反复说，老天保佑，老天保佑。
给儿子取了个名字叫陈向北。淑芬问我为什么叫这个名字，我说没什么，就是觉得好。
她不知道，那个“北”字，还有另外一层含意——我内心深处始终有个北方的方向，却再也不知道通往哪里。
孩子一岁的时候，淑芬调到科室当检验员，工作清闲了许多，回家早了，就变着法的做好吃的。有一回她包饺子，我跟她一起擀皮，她忽然冒了一句，建国，你以前真的没在陕北谈过对象吗？
我的手一顿，擀面杖硌在手指上，生疼。
她吃吃笑着说，我有个同学的姐姐，就是当年在陕北插队的时候，跟当地一个小伙好了，后来回城了人家小伙还来找过她，一家子闹得不可开交，你觉得好笑不好笑？
我没笑出来，把擀好的饺子皮摞齐，淡淡地说，那都是过去的事了，往后过好日子才要紧。
淑芬点点头，没再问下去。
可我心里知道，隔在我跟陕北之间的，不是千山万水，而是我欠了玉兰的一份承诺，一个期限——我用一辈子也还不清的旧账。
日子像陕北的大风，呼啸而过，不留痕迹。
从北京回延安娶媳妇生孩子那几年，我跟陕北的老知青们渐渐断了联系。国强那批人走得更早，有的去西安，有的去南方，有的回了北京。偶尔在街上碰见一个当年一块儿插队的战友，我们就会找个地方坐下来，喝二两散装白酒，你一句我一句地说说过去的事，说得津津有味，说的都是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琐碎但不重样的往事。有的说那时候半夜上茅房怕鬼，非要吆喝一声壮壮胆才敢走的；有的说我们包谷地里偷过包谷，烤糊了半根呢，一个个笑得前仰后合。说着说着，眼看着天就黑透了，三更半夜才散。
谈话之间，我们有时会不经意地提到玉兰。没有人知道她后来的近况，跟我一样，在记忆里，她的模样就定格穿洗得发白的旧衣裳、黑亮的辫子的那个姑娘。
我多想问一问。
可我没那个胆量。
一九九零年，厂里实行关停并转，大批工人买断工龄，淑芬也在其中。我闺女陈小北也在那一年出生了，淑芬做起了家庭主妇，一门心思带孩子。
九三年，厂子彻底承包出去，管理层换了人，我们这些老职工死气沉沉地混了两年，最终有一批人办了下岗手续，我也是其中之一。拿了几万块钱的买断费，心里空落落的，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。
淑芬安慰我，建国，你在延安干了这么多年，大小是个技术骨干，怕什么，有手艺还怕没饭吃吗？可我心里明白，在延安待得越久，离北京就越远，那些当初跟我一起插队的知青，现在该当官的当官，该经商的经商，最不济的也有份安稳的工作。我现在反倒成了断根的人，哪边都回不去了。
九五年，我妈病重，我从延安赶回北京，陪在她身边，守了十七天。
临走的那天晚上，我娘突然拉着我的手说，“六子，你睡那头炕的时候，半夜老说话，我说的是谁，你没有告诉过我。”
我愣了，说，“娘。”
“你有心事，”她说，“在陜西的那段日子，你瞒不住了。不过不要紧，人这一辈子，总是会亏欠一些人的。你要是觉得对不住人家，往后逢年过节，给人家寄点东西去。”
我趴在娘的床头，哭得像个孩子。我哭的既是娘，也是那个被我负了半辈子的玉兰。
那是我娘最后一次握着我的手讲话。等到来年开春，我娘就带着我不知道的秘密，永远走了。
【十】
二十世纪的最后几年，我一直在延安、西安、北京之间漂来漂去，像没根的浮萍，东漂西荡的，一个人做小买卖，卖过布鞋、拖鞋、运动鞋、五金工具、机电设备，什么能挣几毛钱我干什么。
淑芬也没个正经营生，在家带两个孩子，日子紧巴巴的，但我从没亏待过她娘儿几个，饭桌上至少保证有菜有肉，逢年过节给孩子添件衣裳，也就凑合过去了。
有一天，小北问我，爸，你在陕北插队那几年，有没有去看过那个叫“延安”的景点啊？我怔怔的看了她半天，说去过，路过枣园的时候，看别人挤破脑袋照相，我就在大树根下坐了坐。
我的故事就这样沉下去，沉下去，连痕迹都被时光抹平了。
二零零一年，淑芬突发脑溢血，走了。
那一年我四十七岁，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，天塌了一样。晚上我打电话给孩子姥姥，孩子姥姥说，淑芬命苦啊，建国，你可要好好照顾孩子啊。
我从单位预支丧葬费回来，把淑芬安葬在她娘家的祖坟旁边。那年头小北刚上初中，向北上了大学，一开学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。安顿好孩子以后，我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屋子里，默默地抽烟。
那一夜的延安寒风凛冽，吹得窗棂呜呜作响，我忽然想到，淑芬在世的时候，我还有很多话没来得及跟她说，说什么呢？说我对不起她，没让她享着福，说我还欠着一笔旧账，到现在都没还上，我这一辈子，怎么老是欠账呢？
小北上中学那几年，我把她从延安带回北京，借住在姐姐家里，让她在北京读书。向北读完大学就分配在外地，他跟他妈的感情最好，淑芬走得早，他难过了好几年，回来的次数越来越少了。
我一个人里外操持，白天去建材市场送货，晚上回来做饭洗衣服，孩子睡了以后就坐在窗户底下看月亮，总觉得月亮下面，有个穿着碎花布衫、扎着大辫子的姑娘在望着我。
我想过回陕北看看。有很多次，我已经走到了火车站，买好了票，差一点就要踏上去往米脂的大巴。可每次都在最后一刻退缩了。
我害怕看到玉兰，害怕她已经结婚生子，过着平淡的日子，我的出现会打扰她平静的生活。我更害怕看到玉兰还在等我，像一个傻子一样，等了三十年——那我怎么面对她？拿什么面对她？我有什么脸面对她？
就这样，一年拖一年，一拖就是二十年。
向北成了家，小北也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了，我在北京买房安顿下来，一个人，偶尔有老知青组织聚会，见面了一起吃个饭喝个酒，说起来都是当年的那些人那些事，但谁也不知道我心底藏着的那个秘密。
我也以为，这辈子就这样了。那些跟玉兰一起在陕北的日子，就让它烂在肚子里吧，带到棺材里去，谁也不告诉。
可老天爷跟我开了个天大的玩笑。
【十一】
那是去年秋天的事。
手机响的时候，我正在小区门口跟几个老伙计下象棋呢。一盘棋下到中局，我的车刚要叫将，手机在裤兜里嗡嗡地震开了。我掏出来一看，是一个陌生的号码。
我以为是推销电话，就没接，随手把手机揣回兜里，继续盯着棋盘。
没过多大会儿，手机又响了。
我接起来，喂了一声。
电话那头没有人说话，只有呼呼的风声，听起来像是大山里的风，空旷悠远，呜呜的，像在哭。
我又喂了一声，正准备挂掉，那头突然传来一个声音，颤巍巍的，像是攒了很久很久的力气才说出来的。
六哥，是我。
我的脑子一下子炸了。
那道声音像一把钥匙，一下子把我封存了几十年的记忆全部炸开了。我握着手机的手在抖，全身都在抖，抖得像个筛子似的，眼泪哗地就出来了，毫无征兆的，就像拧开了水龙头，止都止不住。
旁边下棋的老赵吓了一跳，建国，你咋了？哪儿不舒服？
我没法回答他，摆了摆手站起来，跌跌撞撞地走到小区花园的角落里，靠着那棵槐树，浑身发软，几乎站不住，手机贴着耳朵，不敢拿开。
电话那头是沉默的，只有风声，一阵一阵的，从深山里刮过来，从遥远的陕北刮过来，从几十年前刮过来，刮到我脸上了。
我也沉默着，嗓子里像卡了一块大石头，想说话，可张了几次嘴，一个字也吐不出来。
好久好久以后，那个声音又响起来了，比之前轻，比之前轻很多，像怕吓着我似的，像哄孩子一样，慢慢说：六哥，是你吗？你……还记不记得我了？
记得。怎么会不记得。
我使劲用手背抹了一把脸上的泪，把手机换到另一只手上，深吸了口气，才勉强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不那么发抖，说，玉兰，我……建国。我是建国。你……你过得好吗？
电话那头又是一阵沉默，然后我听见了一声长长的叹息，像是把几十年的苦都吐出来了。她说，好不好的，有啥好不好的，熬着呗。
熬着呗。
就这三个字，我心疼得像刀绞一样。
我们在电话里说了很久。断断续续的，有一句没一句的，有时候两个人都不说话，就那么撑着听对方的呼吸声，听电话里传过来的陕北的风声。后来信号不太好，断了好几次，每次断开我都急得不行，拼命打回去，生怕再也打不通了。
挂掉电话以后，我在花园的长椅上坐了整整一个下午，一动没动。老赵过来找了我两回，我都说他先回吧，没事，就是想一个人待会儿。
我想起玉兰在电话里说的那些话，断断续续的，没说几句就抽噎，没说几句就停顿。
她问我，六哥，你咋从来不回来看我呢？
我无言以对啊，能说什么呢？说我不敢？说我怕？说我把你的木头疙瘩弄丢了？说我在北京娶了别人开始了新生活？说我在延安又成了一个家然后又失去了它？说我的后半辈子一直在东奔西跑就是没能跑到你身边去看你一眼？
这些话说出来，玉兰会怎么想？
她早嫁了人，生了三个儿子，丈夫几年前走了。她在电话里告诉我这些，语气毫无波澜，就像说别人的事一样，带着一股子淡然和沧桑，好像这一切早就在她的预料之中。
我问她，怎么找到我的。
她说，是当年插队的刘队长的小儿子帮我查的，刘队长去年走了，走之前托他儿子一定要帮她找到你，说玉兰这辈子最放不下的就是你。
刘队长走了。
一句话又让我的眼泪涌了出来。我那朴实、沉默、像山一样的刘大叔，抽着旱烟锅子，坐在老槐树下骂过我的话，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在心上，在后来的岁月里经常梦见。我以为他老人家身体还算硬朗，没想到他去年就离开了人世。
我抖着嗓子问，刘婶呢？
也走了。
我闭上眼，眼泪顺着脸颊淌下来，心里像打翻了苦水坛子。
挂了电话以后，我在花园里坐了好久，望着头顶灰蒙蒙的天，望着远处灰蒙蒙的楼，耳边还是玉兰电话里的陕北冬天的风声，还有刘大叔那句闷声闷气的“你这个后生，可要对得起人家”。
对不起，我没有。
刘大叔，我对不住您。玉兰，我对不住你。
【十二】
从那天开始，我坐不住了。
电话里听到的玉兰的声音，像一根烧红的烙铁，狠狠地烙在我心上，烙了几天几夜，烙得我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，吃不下睡不着。
我一遍一遍地回想电话里那熟悉的、苍老又格外柔软的声音，那声音里有陕北的风沙，有黄土坡上的烈日，有窑洞里炉灶的火光，有一声一声的“六哥”，那么远又那么近，像一根细细的线，从千里之外的陕北拽过来，拴在我的心尖上，轻轻一拉，就痛得撕心裂肺。
我要回去。
我要再见她一面。
这句话在心里翻来覆去地翻了几千遍，最后像石头一样砸下来，砸得结结实实的，把我的犹豫、把我的胆怯、把我的所有顾虑全砸碎了。什么面子啊，什么不敢啊，什么愧疚啊，在那一刻全不值一提了。我今年七十多了，大半截身子都入了土的人了，如果这辈子再也见不到玉兰，我这辈子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
我把想法跟向北和小北说了。
向北沉默了许久，没说话。我知道他是在犹豫，也是在顾忌什么。他是我和淑芬的儿子，性子随我，不爱吭声，什么事都闷在心里，什么事都往好里想。他一直没有对他妈的死放下过，这些年来，他总是一个人待在屋里，很少回来看我，我知道他心里有疙瘩，知道他在生我的气，怨我没照顾好他娘，怨我这个当爸的不称职。可他对玉兰一无所知，从来没从我的嘴里听到过关于玉兰的一个字。
没想到听了以后，向北破天荒主动说，爸，我跟你去陕北吧，正好这一阵没什么事。
小北也说，爸，我也去，我还没回过老家呢，延安我还没去过呢。
我看了看他俩，眼泪又一次烫在眼眶里。
出发前，我翻箱倒柜，从一个发黄的牛皮纸信封里找出一样东西。那是我藏了半个多世纪的宝贝，从延安调到北京那一年，我就小心翼翼地把它包了三层油纸，塞在衣柜最底下，谁也不让碰。
是一块木头疙瘩。
枣木的，巴掌大，上面刻着一个歪歪扭扭的字：兰。
我用手指轻轻摩挲着那个字，刻痕已经不再锋利，被汗水和岁月磨得平滑发亮，像玉石一样，润润的，透着柔和的光。是我的手汗，是时光，是我在无数个深夜把它从枕头底下翻出来，紧紧攥在手心里，对着陕北的方向默默流泪时留下的印记。
这个字，我这辈子不能白刻。
第二天一早，向北开着车，我们爷儿仨上路了。
从北京到陕北，一千多公里，现在的路好走多了，高速公路修得又宽又平，一马平川的。导航显示十二个小时就能到，搁在当年，没有个三天三夜想都不要想，还得有那个条件才行。
路过山西的时候，窗外高原的景色让小北兴奋得哇哇叫，拿手机拍了又拍，一个劲儿夸风景太好了。我看着窗外越来越熟悉的黄土高坡，心里却起伏不定。
车子进到延安地界的时候，我开始浑身不自在，像着了魔似的，坐这儿也不是坐那儿也不是，走神走得厉害，向北喊了我好几声我才回过神来。
我问，到哪儿了？
快到米脂了。
我的心跳得越来越厉害，呼吸也越来越急促，手心全是汗，攥着裤腿攥得死紧，骨节都发白了。
小北从后视镜里瞄了我一眼，说，爸，你是不是紧张了？
我说没有，就是有点激动。
其实不是激动，是怕。
怕什么呢？怕玉兰变了，怕她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个样子了。更怕，她不原谅我。
车子七拐八拐，终于到了王庄公社的旧址。如今的王庄变了样，土路修成了水泥路，新房子多了，树多了，但是那几孔老窑洞还在，那种陕北特有的味道还在。
我们把车停在村委会门口，向北下去问路。我坐在车上一动不动，像一尊雕像，眼睛透过车窗，望着外面的一切，不敢动，不敢下车。
米脂县城比过去繁华多了，可有些东西没变。那个胡同口，那几个弯道山脊上的水沟，还有那断胳膊的烟囱，都沉沉的几十年前的老样子。
向北上来说，爸，问到路了，玉兰阿姨就住在前面那个庄子，不远了。
我下车，脚踩在陕北的黄土地上，有一种恍若隔世的错觉，仿佛一脚踩进了四十多年前的时光里，踩进我年轻岁月的深处。空气里弥漫着北方秋天泥土的干涩气息，混着小米粥和柴火的淡淡甜味，吸一口进来，满鼻子都是回忆的味道。
向北在前面走，我跟在后面，腿都是软的，哆嗦的，像踩在棉花团上。小北以为我不舒服，要扶我，我摆摆手拒绝了。
我就是怕。
我陈建国这辈子什么没经过，什么没见过，可我就是怕这一刻。
【十三】
玉兰的家在半山坡上，三孔窑洞，一个不大的院子，收拾得干干净净，院墙上爬着一蓬蓬的牵牛花，紫的粉的白的，在秋风中轻轻摇曳着。院子角落里码着一摞整整齐齐的柴火垛，院子里停着一辆三轮车，旁边堆着一些农具，生活气息扑面而来。
院门虚掩着，铁门锈迹斑斑的，但是擦得很亮。
向北正要推门，我伸手拦住了。我说，让我来。
我深吸了一口气，手搭在那个冰凉的铁门上，推了推。
老槐树下坐着一个老人。
六七十来岁，花白的头发挽成发髻盘在脑后，穿着一件灰色的偏襟大褂，打了好几个补丁但洗得干干净净。干瘦、黝黑，满手的粗茧和深深的皱纹，像黄土高坡上被风雨剥蚀出的沟沟壑壑。她坐在一个矮木凳上，膝头搁着笸箩，手里正搓着一把芸豆，跟那年一样的芸豆。
她的眉眼间还能看出当年那清秀的轮廓，那双大眼睛没有变，虽然眼角布满皱纹，但仍清亮亮的，像陕北秋天高原上一尘不染的天空。她的嘴唇仍是微微抿着，和几十年前我在灶房门口第一次见到她时一样的表情。
院里的大槐树还是那棵。枝头上有几只麻雀叽叽喳喳叫着。远处有炊烟升起来，缠缠绕绕的。
我的眼眶一下子就湿了。
我站在院门口，手搭在半开的铁门上，浑身僵硬得动弹不得，嗓子里像塞了团棉花，一个字也吐不出来。
她似乎觉察到了门口有人，抬起头来。
芸豆从她手里滚落到笸箩里，骨碌碌，清脆的响声在午后安静的院子里，格外清晰。
我们的目光隔着半个世纪的时光，在半空中撞上了。
她浑浊的眼睛瞬间亮了，像陕北深秋的夜空里突然燃起的两颗星。她那满是厚茧的手微微张开，芸豆撒了一地，嘴唇剧烈颤抖着，使劲翕动，挤出两个几乎无声的字。
六哥。
我再也绷不住了，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，像决堤的洪水，止都止不住。我使劲抹了一把眼泪，哽咽着说，玉兰，这么多年了……你好吗？
她没回答，只是呆呆地望着我，望了很久很久，像是要把我刻进眼睛里，刻进骨头里，再也不忘记。她的眼泪无声地淌下来，顺着满是皱纹的脸，一滴一滴地砸在她的灰布大褂上。
我朝她走了过去。
路很短，不过几步的距离，却像跨越了几十年的时光，一步一摇，一步一泪。
我在她面前蹲下来。她依然呆呆地看着我不说话，只是眼泪不住地往外涌。我伸出手把芸豆从她手里拨开，攥住了她那满是厚茧的双手。
那双握了一辈子锄头的手，那双曾经给我擦过汗、给我缝过衣服、给我做过无数顿饭的手，那双洗得通红还帮我洗衣裳的手，粗糙得跟砂纸似的，指节粗大，布满裂纹。这次轮到我紧紧地握住，不让她抽回。
她的手凉凉的，柴烧的烟火味渗进皮肤，像一把干枯的老树皮。可我知道，这双手对我的情分，从来没有凉过。
几十年没有握过的手啊！我反复念了念玉兰的名字，紧紧攥着她的手，把我存了几十年的一股酸甜苦辣咸的眼泪，一滴一滴地砸在她手背上。
站在身后的向北和小北默默地站着，小北拉着哥哥的袖子跟着掉眼泪，向北站在远处，吸了吸鼻子，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，最终也没说出来。
玉兰终于哽咽着哭出来，搂着我的脖子，一个劲地喊六哥六哥，哭得浑身哆嗦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哭得像个受尽了委屈的孩子，把我胸口一大片衣裳都哭湿了。
我拍着她的背，像几十年前在老槐树下劝她别哭一样，哑声说，好了好了，别哭了，俺建国回来了，再也不走了。
刘婶和刘大叔在底下看到了，他们会欣慰的。老天爷有眼睛，让我在这个白发苍苍的年纪，还能见着活蹦乱跳的玉兰——她没有变，还是那个躲在后灶给我藏白面馒头的姑娘。
从那以后的几天，我住在玉兰家的窑洞里。向北和小北住镇上的旅店，白天过来帮帮忙，一起谈天说地。
玉兰家不大，三间窑洞，一间她自己住，一间堆着杂物，一间闲着。她把闲着的窑洞收拾得干干净净，土炕上铺了厚厚的褥子，褥子上面罩着花布床单，床单洗得发白，有一股洗衣皂的味道。
头一天晚上，我躺在炕上，翻来覆去睡不着。土炕的热气从底下蒸上来，暖洋洋的，把我这把老骨头烘得舒舒服服。风吹过窑洞的窗户纸，沙沙地响，像陕北古老的信天游，悠悠荡荡，悠悠荡荡，一下子把我拉回到了几十年前。
隔壁窑洞里传来玉兰的咳嗽声，声音不大，一下一下的，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。
我的心又揪了一下。
我披上衣服，走到隔壁门口，站了一会儿，轻轻敲了敲门板，说，玉兰，睡了吗？
里面静了一下，然后传来悉悉索索的声音，接着门开了，玉兰披着一件棉袄站在门口，头发散着，白多黑少，在昏暗的灯光下，显得格外苍老。
我说，你咳嗽，是不是着凉了？
她说没事，老毛病了，气管不好，一到换季就咳，扛几天就过去了。
我没再说什么，回屋从包里翻出一盒止咳糖浆（那是向北给我备的，说我年纪大了，出门在外有备无患，没想到自己没用上倒给别人用上了），递给她，说，你喝点，止咳的。
玉兰接过去，看了看瓶子上那几个字，眼眶又红了。
她说，六哥，你还跟以前一样，心细。
我笑了笑，没说话。
【十四】
第二天吃过早饭，我一个人顺着村子转了一圈。
四十二年了，这个地方太不一样了。少了好多大树，不过还是那么亲。突然感觉好遥远，又好近。我的眼角渐渐湿润，竟有些不争气地抹了一把。
走到村口的老槐树下，我停下来，抬手抚摸着粗糙的树干。它比以前粗了一些，高了一些，树冠撑开，密匝匝的，遮出一大片阴凉。树皮还是那样粗糙，跟我第一次见它时一模一样，似乎岁月在它身上留下的痕迹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重。
我的手指摸着摸着，忽然在树干的一个凹槽里摸到了什么。
低头一看，是一块木头疙瘩，嵌在树皮与树皮的夹缝里，被树皮几乎整个包裹了起来，只露出一个边角，上面长满了青苔和灰土，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。
我的手抖了起来。
就是它。
就是我当年蹲在灶房里，借着灶膛里忽明忽暗的火光，一刀一刀、仔仔细细刻出来的那块木头疙瘩。
我不知道它怎么会在树干上，不知道是玉兰故意放上去的，还是当年我刻完以后随手放在哪里，不知怎么又跑到这里来了。但这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它在。
我把木头疙瘩从树皮里抠出来，用手掌使劲擦了擦。
那歪七扭八的“兰”字还在，虽然被岁月侵蚀得有些模糊，但还倔强地立在那儿，一笔一划都在告诉我——这里有过一个人，有过一颗真心。
一阵风从山梁上吹过来，老槐树的叶子哗哗地响着，像是大山的呜咽，又像是黄土高原古老的歌谣，从时间的远处传来古老的信天游，唱到心上，晃悠悠的，落不完。
我把木头疙瘩紧紧攥在手心里，在树下蹲了很久很久。
玉兰拄着锄头从院门口慢慢走过来，在我身边蹲下，拽住我的手，轻轻说，六哥，别哭了。
我抬起头，泪流满面地看着她。
她说，人老了爱想事儿，过去的事儿、后悔的事儿、没来得及做的事儿，想了一辈子想了一辈子，到如今才发现，想也没有用。回不来的日子就是回不来了，可我们还有以后的日子，往后还有，我们以后好好过就行了。
下午，我和玉兰坐在院里的老槐树下唠了一下午。
我们说了很多很多，说起刘队长，说起刘婶，说起那些年的人和事。刘婶七年前走的，走的那天早上还起来喂了鸡，快到中午觉得胸口闷，还没来得及送到县医院人就没了。刘队长比刘婶多活了几年，年前脑梗，扛了一个多月，走之前在炕上还一直念叨我的名字。
玉兰说起这些的时候，声音干干的，没有眼泪。她说，婶走了以后，叔一个人住，我天天过来给他做饭、洗衣服，陪他说话，和闺女一样。叔走之前，拉着我的手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，把六子找回来，你跟他见一面，我下去跟你婶也好交代了。
我那泪，又哗地下来了。
我说，玉兰，我对不起你。
她轻轻摇头说，你没有对不起我，你也难，各人有各人的道儿走。人和人的缘分，能有一段就够了，哪能强求一辈子呢。
可你等了我好久，我说。
等了你，我也没后悔。她的声音很轻很轻，像一片风中的叶子。我宁愿等，也不要不等。
那一瞬间，我突然想起娘说过的那句话。娘说，人这一辈子，总是会亏欠一些人的。你爸在困难的时候亏欠过他家里人，你小时候娘忙起来亏欠过你们，你爹爹自己亏欠过他上辈人。人生下来哇哇哭的，就是来还债的，你来我这还债，你以后走了，娃娃们还你的债，一代欠一代。
可是娘，儿子欠下的情债太重了，重到压了我四五十年，到现在还没还清，还欠着啊。
【十五】
后来的日子，玉兰每天带我串村子，去看了村后的梯田，去看了我们当年插秧的稻田，去看了知青点的旧址。
知青点的窑洞早拆了，原地盖起了两层小楼，住着一户人家。我在那儿站了一会，仿佛还能听见赵国强那大嗓门的声音，说建国你可想好了，别让那姑娘害了你。
我苦笑了一下。国强啊国强，当年你是好心劝我，可你哪知道，没有那姑娘，我早就撑不下去了。
玉兰指了指远处一个山头说，你看，那就是咱们放过羊的地方，现在树少多了。我记得有一回咱俩搁那摔了，爬了一个钟头才爬上来，你还说不会再来了，第二天还不是跟着我来了。
我们都笑了。
穿过村庄的时候，不时有人跟我们打招呼，看着玉兰身边多了个生面孔，都好奇地打量一两眼。玉兰也不避讳，大大方方地说，这是我远房的亲戚，在北京的，来看看我。
她一直没跟人提我们的事。我知道她是替我着想，不想给我添麻烦，怕村里人说闲话传出去对我不好。
晚上回到窑洞里，玉兰站在灶台边剁馅儿擀皮，包了好大几盖帘饺子。韭菜鸡蛋馅的，韭菜是玉兰自己在院里种的，翠绿绿的，鸡蛋是自家芦花鸡下的，金黄金黄的，香飘满院，香味儿在空气里弥漫着，跟几十年前一样。
我帮她擀皮。她的手擀皮又快又圆，我的皮擀得厚薄不匀，她看了直笑，说六哥你手艺还是当年那个水准。
我笑着说，我进步了。
她就笑，笑得眼睛弯弯的，门牙掉了一颗，但看上去比几十年前还好看，好看多了。
向北和小北也来了，坐在桌前帮忙包饺子，两个从小在城里长大的孩子笨手笨脚的，包的饺子歪歪扭扭像个面团子，玉兰也不嫌弃，一个一个给修整好，还夸小北包得好看，把小北乐得合不拢嘴。
吃饭的时候，玉兰把第一碗饺子端到我面前，筷子摆正了。我说你先吃，她偏不，说你走了四个多小时的路，你不先吃谁先吃。
我握着那碗饺子，碗是粗瓷碗边着的，碗边上还有个豁口，筷子上冒着白乎乎的热气，韭菜香钻进鼻子里，热泪跟热气混在一起，一口饺子还没咽下去，泪又下来了。
第二天，向北说要帮玉兰阿姨把院子修修。
院子里的水龙头不出水，水管子锈烂了，坏了有好一阵了，玉兰一个人没法修。向北二话不说，拿了扳手和管钳就把水管子卸下来，跑到镇上去买新管子。小北陪着玉兰，俩人坐在炕沿上，有时聊天，有时一起择菜，小北拿着芸豆教玉兰做糖醋芸豆。
我在院子里劈柴。斧头举起来，劈下去，咔嚓一声，干透的粗树枝从中间裂成两半，碎木屑飞溅，柴火码了一堆又一堆，够玉兰烧好一阵子了。
玉兰站在灶房门口，看着我们爷儿三个在院子里忙得满头大汗，偷偷转身进了灶房，从一个瓦罐里摸出两只鸡蛋，磕在碗里，打散了，洒了几粒盐，热油滚锅，呲的一声，蛋液在锅底迅速蓬松起来，香气四溢。
她把炒鸡蛋盛在碗里，端到院里给我们吃。
我咬了一口，香得我眼眶又一酸。这鸡蛋的味道多少年没吃过了。这普普通通的炒鸡蛋，竟有一种说不出的踏实和温暖。
到陕北之前，我一直以为，我对玉兰的愧疚是这辈子最深的愧疚，最深重的良心债。我以为这次重逢，会是两个人抱头痛哭，各自忏悔，等心结解开了，就再也没有交集了。
可我想错了。
日子一天一天过下来，我才发现，玉兰从来没有对我记恨过。她从没问过我为什么不回来，没问过我为什么说到没做到，甚至没问过我这些年过得好不好。在那个陕北的小山村里，那些重逢后一起过的日子，没有我想象的苦大仇深，没有我预料的痛哭流涕，有的只是一种迟到了几十年的宁静。
这种宁静，像陕北的黄土高原一样，千沟万壑，粗犷豪迈，却又令人安心。
有一天傍晚，我和玉兰坐在大槐树下，小北在灶房里洗碗，向北在院里喂鸡，我们两个老人面对面坐着，谁也不说话。夕阳挂在山梁上，金黄色的光从他后背斜斜地照过来，把整个院子镀上了一层暖融融的光。远处传来几声狗吠，烟囱里飘出炊烟，混着柴火的味道，在空气里慢慢散开。
玉兰忽然把手伸过来，轻轻搭在我的手背上，手心里有炒鸡蛋的余温。
她的眼睛望着远方的山梁，说，六哥，你看，那月亮出来了。
我抬头望了一眼，说是，比昨天圆。
她说，以后你也常来，你这么大年纪了，一个人住城里多不好，跟我们一起住乡下的日子，那才像活到老了，不用操心那些乌七八糟的事情。
我说，行，我会来看你的。
玉兰点点头，没再说什么，手也没缩回去，就那样轻轻搭在我的手背上。陕北的月亮挂在山梁上，白白的大大的，像一个圆圆的银盘，月光洒在院子里，把每一片树叶、每一根草、每一块土坷垃都照得清清楚楚，把我们两个老人的影子拉得老长老长，像两条河，流了很久很久，终于汇到了一起。
我忽然想到，也许，这就是娘说的还债吧。亏欠的，总是要还的。还有些人的情分，不是还不还的问题。
是这辈子，下辈子，都把它们搁在心里最靠南的地方，不生虫，不发霉，跟银杏叶子一样，黄灿灿地，挂在看不见的枝丫上，等来年春天，等下一辈子，我还是会对你说——
我来接你了，玉兰。
【尾声】
在山里的那些天，玉兰教我在灶台上蒸黄米馍馍。她拿一个小罐子挖了些酵子头搅和进去，见我一脸好奇，笑了，说这是老酵头，几十年了，跟传家宝似的。在我老伴儿在世时就养着的，他走了三年了，这酵头还活着。
锅里的小米粥咕嘟咕嘟地冒着泡，黄米馍馍的香味顺着灶房的窗棂往出飘。小北探头进来问好香好香，玉兰掰了一块塞到她嘴里，小北嚼着嚼着眼睛就亮了，说好吃好吃，玉兰阿姨你做的好好吃啊。
那一瞬间，我恍恍惚惚觉得，我们好像不是分别了四十多年后重逢的故人，而是一家人，一直生活在一起的一家人。好像我从来没有离开过这片陕北的黄土地，从来没有在城里待过那么多年，从来没有娶淑芬、生向北上北，直接把中间的那段日子跳了过去，跳回到了灶房里昏黄的油灯底下，跳回到了玉兰在灶膛和面、我在案板上擀皮的那个晚上。
可跳不过去，中间缺失的那些岁月，终究是缺失了。
我不是当年那个十九岁的知青，玉兰也不是当年那个扎着大辫子的姑娘。她老了，我也老了，我们都老了。可我俩之间的那种感觉，没有老。
返程头天晚上，我和玉兰坐在窑洞里，油灯淡淡的光，照着窑洞的土墙，照着墙上贴着的年画（那是今年春节镇上发的，红纸都褪色了），照着玉兰花白的头发和满是皱纹的脸，照着我对面的这个等我等了几十年的女人，安安静静的，像一幅画。
玉兰忽然站起来，走到炕边，打开一个旧木箱子翻了翻，拿出一样东西放到我手里。
是我当年刻的那个木头疙瘩。就是我从老槐树树皮里抠出来的那块。
木头疙瘩的表面光滑如玉，上面的“兰”字被摩挲了无数遍，笔画的棱角早就磨平了，但那个字还在，在昏黄的灯光下，发着幽幽的暗光，像是从时光深处长出来的一朵花。
这些年来，你一个人受了多少苦。
我说，我走了以后，是不是有人对你说过什么？你是不是被人议论过、嘲笑过、甚至是欺负过？是不是因为我，玉兰你挨了太多的委屈？
她摇了摇头，不想说，但她那双混浊的眼睛里的泪光，已经告诉了我所有的答案。
我把那个木疙瘩攥在手里，一字一字地对着油灯说，玉兰，从今以后，谁也不会再让你受委屈了。
她哭不出声，眼泪一滴一滴顺着脸颊淌下来，滴在我手背上，烫的。
远处传来公鸡的第一声啼鸣，天快亮了。
我搂着玉兰，就这样在那铺热炕上坐了个通宵，谁也没有合眼。
窗外的大槐树沙沙作响，像是在为我们流泪。
启程时，玉兰站在那个坡路口送我们，向北把车子发动起来，小北把行李装好，我上了车又从车上下来，跑回去抱住玉兰，抱了好久好久，抱得紧紧的，像当年在灶房门口那样。
我说，玉兰，别送了，外面风大。
她点点头，站在原地，目送我们的车子慢慢往前开。后视镜里她的身影越来越小，越来越模糊，最后变成一个小点，融进了黄土高坡的背景里。
我转回头，眼泪又一次夺眶而出，洒在车窗外鼓荡进来的风里。
回到北京之后，我每隔一段时日就给玉兰打一个电话，寄一点钱，买一些药。孩子们也惦记着她，逢年过节，小北都会把保健品、新衣裳打包寄到陕北的窑洞里去。
向北说，等秋天闲下来了，他开车带我回陕北常住一段时间。玉兰给我们腌咸菜、蒸黄米馍馍、包韭菜馅的饺子，我们一家子住在窑洞里。天晴的时候去山里转转，天阴的时候坐在炕头上喝茶、拉家常。
我活着这辈子值了。
到底是我当年辜负了玉兰，还是玉兰等了我一辈子亏了？到如今这个白头的年纪，这些都不重要了。重要的是，在我黄土埋到脖颈的人生暮年，还能重新握住她的手，还能弥补一点我当年欠下的种种亏欠。
玉兰她，真的比亲妹子还亲。
这是我陈建国最后还能为人间做的一点点温暖的事了。
我这辈子，经历过动荡的年代，尝过生活的辛苦，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，失去过生命中重要的人，也终于在这最后的时间里，重新找到了一种安宁。
那弯陕北的月亮，挂在黄土高原上，挂了几千年，挂到今天，还那么圆，那么亮。
（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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